强盛集团回应法人是孙红雷:巧合 到底是怎么回事？

内容摘要：　第四，坚持普遍安全，积极稳妥应对国际变局，做好对境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相关立法、政策动向的跟踪评估，对一些以安全为借口实施的不合理措施，健全阻断机制、依法有效应对。

第四，坚持普遍安全，积极稳妥应对国际变局，做好对境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相关立法、政策动向的跟踪评估，对一些以安全为借口实施的不合理措施，健全阻断机制、依法有效应对。

（英）洛克著，胡自信、段智敏译：《政府论》，载于《西方四大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页。这样的权利当然远在权力之前就存在了，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或权力起源论中，也明确地说到，正是因为人们权利的对立与冲突，才引致权力的产生。

既然如此，我辈追步犹恐不及，怎能再生疑窦呢？在下是这样考虑的，于公而言，如此重大的理论，当要经受多方的验证，验证为真，只会更显其光辉。权力是这部分被提取的剩余产品的转化形式或法律表现。法律(权力)只是用来保护人们的利益(包含权利和道德)的，在保护之前，首先要确定和承认某某的利益，才能有的放矢的进行保护。总之，权利终归出自于人们的劳动(马克思语)或自由意志(黑格尔语)，什么时候变成源自权力了？我历来反对所谓法律(权力)赋予权利，每个人的权利是自己挣来的，不是谁(不管是上帝、法律、还是权力)的恩赐。 注释：[1] 童之伟：论变迁中的当代中国法学核心范畴载爱思想网2020.4.24[2] 童之伟：中文法学之‘权力源流考论载爱思想网2021.11.16[3] 同上。

[103]其中的‘一定阶段，就是统治组织得以从剩余产品中提取足够数量用以维持公共机关存在的时段。好不容易说了个权力体现公共利益或权力依公共利益行使，也不让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或私人利益挂钩。最近我这样写道:在古代,中国的民本政治优胜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在今天,民本政治和选贤任能的现代发展,也必将超越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普选制。

您会说:把投票过程建构为‘公意偏好，从而把民主由‘多数决改造成‘真理决，或者更准确地说，‘基于多数决的真理决。五、关于中华法系的现代转进我的这两篇文字已把我的思想立场阐述得很清楚了。在这方面，赵汀阳老师所做的一系列创造性工作，或许可以为你提供某些借鉴。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会永远记住您真挚的意见。

就像我上次和您说过的，前段时间先是忙于毕业季的一些工作，接下来又集中精力完成了敝院年度主题项目的一篇结项论文，以致直到今天才抽出时间给您写这封信。关于morals和morality的词源学及学理含义辨析，我在拙著《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第146页注[1]）中已经细致爬梳过，有兴趣可以一读。

在我看来,民主天然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我甚至认为民主是权力腐败的另一种形式。就文化研究来说，我之所以主张把历史/文化视角与哲学视角、社会学视角结合起来，是因为单纯的历史/文化视角常常会不自觉地预设文化本质主义和文化的不可变迁论立场。一旦齐之以哲学视角，我们则又可以在进一步保有反思性态度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进行敏感于情境的哲学建构。人们常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

比如，你毫不犹豫地认为，民主是‘多数决而非‘真理决。一旦补之以社会学视角，我们就可以充分洞察现代转型所带来的共通社会演化逻辑，进而可以充分把握现代性精神对文化延续性的正当性限制。我的这个说法，其实以李泽厚先生论说为基础，把我多年来以跨学科的问题导向视野，推进中国现代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原理建构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我甚至认为，中国的崛起如果要在人类文明史上真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需要以其深厚的文明遗产和文化传统，沿着进一步挖掘现代性的解放和文明潜能的方向，探求一种规范上更为优越的他种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从而为人类政治文明做出自己独特的文明贡献。

我想，对你来说，如果要取得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思想成果，最重要的是要反复追问自己：如何在保有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情怀的前提下，把中华法系所蕴含的法律价值和法律制度，建构为既能与现代条件相适应、又对大多数当下中国国民具有价值吸引力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质言之，如何使中华法系具有现代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意义？依我个人鄙见，相较于可行性，这套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可欲性（乃至正当性）是更应当倾注心力思考的问题。问好!方宇军2021.8.20 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

我不否认现实的民主制度中有可取用的方面,如对所有人个人权利的强调,如对权力普遍的监督,如民愿民心的充分表达等,但这一切只是为了民本政治得到更好的实现,而且它们与民本政治并不冲突。我反复告诫自己：要像现象学教导的那样先悬搁判断，不断逼着自己回到事物自身，然后始能获得接近真相的答案。

我甚至认为，它是推进以我所谓的中国性价值的现代化为导向的政治哲学阐释的两个最重要课题（中国性价值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价值的中国化一道，构成了建构兼具现代性和中国性的现代中国政治哲学和法哲学原理的两个方面。从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来看，法治的最高境界甚至可以说是儒家意义上的无讼：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我前段时间完成了一篇思想札记，即我在上封邮件中提到的那篇题为《马克思与孔子之间：中—西时代的政治思想光谱》札记。依我个人鄙见，贤能政治和政治统一，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两大政治价值。事实上，我关于政治统一的论文，之所以经过那么多年的思考迄今未能成文，就是因为我一方面不满意自己从直觉上得出你这样的论断，但另一方面又想不出更好的思想方案。二、关于对西方法系权利过剩、道德不足的评价关于此部分，可能是我没有论述清楚的缘故，你的回应并没有针对我提出的问题，反而是一直在重述你自己的观点。

正因局限于实际存在的民主，大著会以实际存在的民主的制度化标准（比如你提到的达尔所说的那两个标准）衡量中国。现代性仍内在地蕴含着大量仍待兑现的承诺（unfulfilled promises），其承诺的解放和文明的规范性潜能远未枯竭，因此，其历史亦远未终结。

可以说，尽管民主制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民主价值却始终是现代政治秩序的基础价值，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价值。我不知道不从实际出发还能从什么地方出发?何况我所基于的实际,不只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现实运作,还包括西方思想家的民主论述。

在您的大作《马克思‐孔子范式:中‐西时代中国政治/法律发展的思想光谱》中,您用康德-黑格尔范式指代西方主流的现代政治思想光谱,您真的这样认为吗?在我看来,康德‐黑格尔范式就算存在,也不是主流的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光谱,更不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论阐释。大致对应于黑格尔—哈贝马斯意义上的道德）和morality（规范性道德。

这可能是我们之间最根本的学术分歧,在我看来,一切社会科学(包含法学)研究的核心是道(即荀子说的人道),是对人性的认识、遵循、引领与规约,而人性的发展变化,最重要的外部条件是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历史发现,也是我为什么信从唯物辩证法的原因。您之所以用康德‐黑格尔范式,我想主要是利用这一范式中的道德人或伦理人,使马克思‐孔子范式容易与之接榫。这意味着：我们完全可以去想象和探索更能充分实现民主价值的新的制度化形式。终于可以抽出一整天相对完整的时间，来认真回复您的问题了。

因此，民主制度的问题恰恰为我们想象和探索更能充分实现民主价值的新的制度化形式提供了历史契机。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历史/文化视角与哲学视角、社会学视角深度结合起来。

那么,您的公共法哲学的核心是什么呢?按我的理解,应该是关联性正义,而其内涵则是自由、平等、民主,也即您所说的最重要的价值。由此可见，真实的社会世界和政治世界绝不是按照某种既定的理论逻辑运行的，而是遵循其自主的运行逻辑。

当然,我们之间的这种分歧,见仁见智,可立此存照,不必遽决高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拙著中主张用法律的伦理担当（法律应成为服务于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工具）和法律的道德担当（法律应成为实现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的工具），来分别指涉中国现代法律秩序建构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发展议程（见拙著第202-205页）。

大致对应于黑格尔—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伦理），尽管都可以被宽泛地译为道德，但两者的含义明显不同。而且，依我个人鄙见，马克思主义传统留给我们最大的政治哲学遗产，就是对民主价值和平等价值的大力张扬。正是这种过于依赖，使得大著不仅给人一种关于法律的定位有些古旧的感觉，让人（误）以为你不过是在用一种更为隐蔽的语言重述法律命令说的内容。拙著《公共法哲学》所做的只是现代性价值的中国化工作）。

李泽厚先生今年在九十周岁生日到来之际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谈时，曾说道：哲学高但空，历史狭且深，文学肤浅然而广博，要三者兼备才能有原创力。从您的大作《公共法哲学》和最近几次的书信中,我认为我们对法哲学的肯认有重大的区别,在您看来,您的公共法哲学几乎是涵盖一切社会科学的,您把它称之为第一哲学,承担着立宪、立教、立法、立人的历史重任。

其实，我的意思简单明了：我们要动态地、历史性地看待西方法系所面临的问题，而不只是在概念层面把握它们。但我们之间倘能推诚相见,或许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如果都不从这样的实际出发,难道要从一个幻想的还不存在的民主乌托邦入手吗?您说我们完全可以去想象和探索更能充分实现民主价值的新的制度化形式。我曾把他的说法转到朋友圈，然后加了一个评论说道：这个说法侧重人文学科